全球公益：中国SOS儿童村协会，从官方走向民间

郑忠燕未婚未育，却是23个孩子的“妈妈”，她是烟台SOS儿童村的一名“职业母亲”，自1987年至今，她先后抚养了23个孩子。31年来，郑忠燕用自己的青春和全部心血，给了孩子们一个温暖的家。

有人说，郑忠燕31年来的工作非常伟大，可是她自己却说：“我所做的就是一个平常妈妈每天做的事情，我也是像别的妈妈一样照顾自己的孩子。”

在中国的十个SOS儿童村中，还有更多像郑忠燕一样的妈妈，她们为失去关爱的孩子撑起一个新家。

中国SOS儿童村是中国政府和国际SOS儿童村组织合作的救助孤儿的福利机构，致力于为孤儿和类孤儿提供家庭式的助养，为孩子组建一个有着妈妈和兄弟姐妹的家庭，并由这些家庭组成儿童村社区，让所有孩子接受义务教育同时鼓励孩子接受高等教育并获得职业技能。

目前，中国已在天津、烟台、齐齐哈尔、南昌、成都、开封、前田、乌鲁木齐、拉萨、北京建立了10个SOS儿童村；建立了2所以赫尔曼·格迈纳尔博士名字命名的学校——烟台格迈纳尔中学、齐齐哈尔格迈纳尔职业技术学院。

截至2016年底，10个SOS儿童村共有138个家庭、1111个孩子。总计收留抚养了2853个孩子，有1732个孩子离村，其中有1457个孩子已经相继走上各自的工作岗位；共培养了639个大专以上学历的孩子，其中222个大学本科、38个研究生、16个国外留学生。

那么SOS儿童村的日常开支和运作资金从何而来？《公益时报》记者从中国SOS儿童村筹款运作角度，专访了中国SOS儿童村协会副秘书长朱飞。

以国际组织和政府性收入为主

《公益时报》：中国SOS儿童村的资金来源主要有哪些呢？

朱飞：建村早期，所有开支都是由国际SOS儿童村组织承担。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各地儿童村工作人员开支基本就由当地财政解决。

政府拨款方面，一部分是为保障孤儿的基本生活发放的抚育津贴，另外一部分就是当地财政保障的儿童村工作人员开支，还有一些政府购买服务性收入等。

捐款收入方面，国际SOS儿童村组织的拨款可以视同为捐款，再加上协会通过全社会募集的资金以及各村接收的少量捐赠资金。

2007年和2012年是中国SOS儿童村发展历史的转折点。2007年以后，国际SOS儿童村组织就停止了所有基础建设拨款，每个儿童村所需要的房屋翻修、设施改造等基础设施方面的费用就需要向当地政府申请，这是一次转折。

2012年以后，国际SOS儿童村组织相当于变更了中国SOS儿童村的国家地位。由于中国的快速发展，我们从原先的接受捐赠变为自主发展，自给自足的状态，这又是一次转折。

这两次转折，造成了我们现在要面对非常大的挑战。这意味着协会要面向社会筹集足够的资金，承担起10个SOS儿童村的全部不足开支，包括协会自身的开支。而在2013年儿童村协会95%以上的收入均来自于国际SOS儿童村组织，仅有少量的社会捐赠。（政府收入主要由各村直接从当地政府获得）。

《公益时报》：在所有收入中，固定资金来源有哪些？资金量多少？每年固定开支有多少?非固定资金量和固定资金占比哪一项多一些？

朱飞：协会每年都会根据国际SOS儿童村组织要求做年度财政预算，预算资金量每年有所差异，十个儿童村加上协会的固定开支预算资金量在5500万元到5800万元。这个预算现在每年都会有缺口，因为固定资金量达不到开支需求量。缺口就需要各儿童村和协会来进行社会募捐，今年的缺口在1000万元-1050万元。

目前固定资金收入来源有三部分，分别是国际性收入、政府性收入和其他收入。从我们2018年制定的预算来看，固定收入占比较高也相对稳定，占比4/5。

其中国际SOS儿童村组织收入经历了稳步提升到逐步下降的过程。国际SOS儿童村组织历年来累计对中国SOS儿童村支持超过6.7亿资金。

目前政府收入每年在2000万左右，包括上面提到的孤儿津贴以及工作人员开支等，整体政府收入在稳步提升。但因为每个地方政府的孤儿津贴都有所不同，比如成都的标准是每月1500元、天津是1800元，但开封只有1100元，从而导致各个儿童村的政府性收入有所差异。

其他收入主要指各儿童村幼儿园的收入。SOS儿童村开办之初位置比较偏远，幼儿园的建设，本身是为了照顾自己村内的孩子上学需求，随着社区的发展，儿童村幼儿园吸引了周边居民家的小朋友来到幼儿园学习。

儿童村通过幼儿园也为周边社区、居民及其子女提供服务，更为儿童村的孩子提供了社会融入的机会。

目前有的儿童村幼儿园在运营好的情况下每年有几十万的结余，这部分结余就补充到目前儿童村的经费缺口上。九个儿童村幼儿园（北京村没有幼儿园）大概约950万的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

齐齐哈尔、莆田、南昌、拉萨、乌鲁木齐的五个幼儿园是自办性质，其他村则是把场地租给专业幼儿园团队来运作，村里收取租金。

剩余1/5是非固定收入，也就是我们上面说的1000多万缺口，就是今年要完成的社会捐赠收入。

尝试开展互联网募捐

《公益时报》：近几年，网络捐赠发展态势良好，儿童村有没有参加“99公益日”等大型筹款活动？筹款效果怎样？

朱飞：参加过。“99公益日”共参加两次，2016年一次，2017年一次。

2016年通过线上平台参加，发动身边的朋友，通过各种群、原来的捐赠人等，募款25万左右（含配捐），效果还算理想。

2017年以“99公益日”名义开展纯线下陌生人捐赠，募款5万左右。当时招募了近100位志愿者，在合作机构店铺及周边，游街式动员陌生人捐款，4天时间募款5万左右，效果也超出预想。儿童村的知名度还可以，听说我们在做孤儿救助，很多陌生人都会捐款支持。

2016年在腾讯公益平台以及轻松筹平台分别尝试过两次网络捐赠，一次100万，一次55万左右，效果很好。很多网友留言说知道儿童村，知道妈妈的伟大。这也给我们继续筹款很大动力。

2016年在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的支持下成立了SOS儿童村公益专项基金，并与多家线上筹款平台合作，如腾讯公益、轻松筹、京东筹款、支付宝、水滴公益等，陆续开展了许多筹款，下一步打算和美团、滴滴、中善这些平台进行合作，这也是属于我们三年战略布局中的一部分。

《公益时报》：目前进行的筹款项目有哪些？

朱飞：第一个项目是为儿童村的“妈妈”们筹款。主要用于SOS“妈妈”们(包括了妈妈、阿姨以及退休妈妈)的工资费用和退休后的赡养费用。因为“妈妈”们不属于事业编制，所以工资一直来自国际SOS儿童村组织拨款和社会捐赠，近年来拨款越来越少，因此需要筹款弥补不足部分。

第二个项目是为儿童村筹日常经费。用于村子的维修建设、孩子日常生活学习开支等。

第三个是“三区三州”困境儿童入村项目。这个项目定位在三区三州地区的困境儿童(监护缺失)，只要监护人同意，孩子符合入村条件，就可以送到SOS儿童村收留抚养，为当地的脱贫攻坚助力。

为什么要设计这个项目呢？一方面原因是国家政策提倡。民政部多次号召社会组织来参与行动，协会是部管社会组织，各儿童村也属于事业单位，主动意识到要参与到国家方针战略，参与到“三区三州、两县”精准扶贫攻坚行动中。

另外一方面原因是使命使然。5月底，我们在凉山州德昌县调研困境儿童情况并招收第一批孩子。拟收留抚养的这3个孩子均属于监护缺失的“类孤儿”，父母一方死亡后，另外一方失踪或查找不到，让他们成为了这些“类孤儿”就是“困境儿童”。国家明确对孤儿发放抚育津贴，而“类孤儿”这类“困境儿童”目前属于政策的盲区，他们目前是享受不了国家给予的孤儿津贴政策。而SOS儿童村宗旨就是为“为失去父母关爱的孩子”提供服务，我们关注到了这一现象，希望通过我们的行动让更多人关注到这个领域。

第三个原因是目前SOS儿童村有部分空置设施，有条件来做这个事情。第四个原因也是为了完成我们的战略目标，增加SOS儿童村在整个社会的影响力，希望把三区三州困境儿童项目做成中国SOS儿童村的品牌项目。

这个项目由协会统筹募集资金工作，由各所在地儿童村负责组织实施，比如四川地区的阿坝、甘孜、凉山地区均属于“三区三州地区”，这一地区符合条件的孩子就由成都儿童村来收留抚育，南疆四州就由乌鲁木齐村负责，拉萨村就负责整个西藏地区。

招募“助养人”

《公益时报》：除了捐赠资金之外，公众还可以怎么参与其中？

朱飞：我们有招募“助养人”这个项目。成为助养人是需要注册登记的，注册后助养人会收到一份邮件，邮件里会有助养孩子的信息，接着线下会收到一份“助养手册”，这也是我们团队精心准备的一份助养人的专属“礼物”，有助养手册、印有助养孩子照片的明信片、助养报告及发票、捐赠证书等，可以让助养人能感受到他资助的孩子很开心、很健康的生活在儿童村。

这个项目也是借鉴了国际助养的经验，国际SOS儿童村组织有超过30万的国际助养人，他们可以在全球135个国家的儿童村选择感兴趣的孩子进行助养。对我们来说这是中西合璧的全新尝试，也是未来重点打造的一个公益产品。我们目前大概有280多位国内助养人。

《公益时报》：对未来的工作有何规划？

朱飞：第一，重塑公众影响力。SOS儿童村原来影响的对象可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而现在网络捐赠主要集中在80、90后，他们是移动互联网的重度用户。而我们的筹款工作启动较晚，没有赶上网络筹款的红利期，因此在网络筹款方面现在比较被动。但SOS儿童村这个品牌非常好，国内超过30年历史，国际近70年历史。

第二，完善本身机构机制。SOS儿童村是事业单位，而协会是社会组织，是典型的“政社合作”模式，这样的双重身份需要磨合和发展，同时协会还有着国际交流合作的特性。因此，在未来工作中我们要扬长避短，长处就是机构的规范性和国际性，短处就是效率上的问题。

第三，进一步拓展大额捐赠客户。目前主要有青山慈善基金会、康宝莱、麦田、正大等企业和基金会。合作伙伴还比较较少，缺乏长期、大额捐赠客户。

第四，完成数和质的突破。目前十个儿童村孩子数量1100人左右，而我们的抚育能力在1500人左右，要让更多的孤儿、困境儿童享受到儿童村有质量的照顾。资金方面则希望年筹款实现从百万到千万的突破。

“质”指协会本身的管理质量，要出台儿童村捐赠管理办法、接待办法、接待流程标准化的问题，使工作更加标准化、系统化。

我们希望创造更多新的孤儿抚育培养经验，把国际的孤儿救助保护和抚育理念与中国数千家民间儿童抚育机构分享，让SOS儿童村在国内的儿童公益慈善领域持续发挥新的示范辐射引领作用。

■ 见习记者 武胜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