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公益观察：公益行动 我们需要理念和价值观

周健：公益行动包括技术、伦理和价值观，而以人为目标的价值观是对抗“献媚”社会大众，保持其独立性的法宝。

本文为作者“中国公益的重建与转型”系列之八

前几天和一位20年没有见面的同事吃饭，他在做筹款咨询，自己把业务搞得风生水起。谈到最近“同一天生日”和“民生银行ME公益创新资助计划”遭到各种口诛笔伐，他问我说：“几年前，你评论‘天使妈妈’筹款靠泪点是不尊重受助人，公益圈所有人都沉默，这个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同时，他还问，为什么我现在对这些个案又寡言少语了？

我当时没有做回答。这几天想了想，当年我评论“天使妈妈”筹款姿势难看，很多慈善公益组织都在用这样的方式筹款，大家当然不吭声。“同一天生日”和“民生银行ME公益创新资助计划”现在遭到口诛笔伐，实则是这些组织在公益营销上很专业，每次事情都搞得很大，每次把蛋糕都分走了很多。

据传说，乾隆皇帝生前，有一次和珅被降职时，乾隆和嘉庆在午门楼上听百姓放鞭炮庆祝。嘉庆对乾隆说，贬和珅天下百姓皆欢喜。乾隆对嘉庆说：不怨其贪，怨其不公也。

现在这些热热闹闹的公益批评，大多不是真正在讨论规则，而是怨其不公。当然，我也看到了一些80、90后写出了非常接地气的公益批评文章，我很支持，看到一篇转发一篇，毫不含糊。

公益评论的价值是促进公益组织去反思，去寻找公益组织自己的定位，去寻找社会问题的原点，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而不是给公益组织送花示爱。

假设一个周末的下午，某公益组织的小伙伴还在加班给春节期间的项目筹款写营销方案，他的女朋友打电话过来。

“你们为啥要周六加班写筹款营销方案？”

“为了这次春节筹集到更多的善款。”

“你们为什么要在春节期间筹集到更多的善款？”

“我们的项目就可以做得更大呀。”

“你们为什么要把项目做大？”

“我就可以升总监拿更多的工资。”

“拿更多的工资干什么呢？”

“明年我们俩可以去南极。”

这就是康德所说的“他律规定习性”案例：做某个事是为了其他事，再为了其他事。这样不停地转移目标，公益人就是把自己、也把受助人变成了去追求目标的工具，而非是公益行动的创造者。

这个命题之下，就引发出一个问题“是什么可以赋予一个行为道德的价值”？

根据康德的理论，公益行动的道德价值并不是由随之而来的结果所构成，而是由公益行为的动机所构成。我们必须让公益筹款的行动是正确的，而不是追求筹更多的钱，进而让任职的基金会成为全球最大的基金会。

罗密欧真诚地爱朱丽叶，并不是因为罗密欧给朱丽叶带去了什么好处。真诚地爱本身就是好的，而不是说这个社会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爱，认同他们的爱。即使真诚地爱并没有让这两个人在一起结婚生子，即使他们彼此都为此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却仍然没有任何结果，这份真诚的爱也仍然像一颗珠宝一样因其自身的缘故而闪闪发光，就像那些本身拥有完整价值的事物一样。

公益是一件关注人、改变人、影响人的事，公益行动的过程比结果更加重要，结果往往只是一个目的，而行动的过程才是改变人、影响人的核心。靠什么来判断公益组织的行动是否朝着良善的方向影响人、改变人呢？那就是要看公益组织的价值观。

前些年，公益筹款靠泪点，不能感动人的个案公益组织不愿接。很多公益组织也认为，公益是大爱的行动，需要情感的支撑，如果项目不能打动人就做不成。事实上，了不起的公益项目靠的不是感动，而是理念和价值观。

也有人认为，公益慈善要把重点放到行动设计上以提高效率，包括筹款、传播、流程设计、财务制度、预算管理等，而这些技术的东西，需要的是标准化，而不是理念和价值观。

这种观点表面上看，很符合逻辑，也非常具有可操作性，这也是现在“公益技术派”有市场的原因。但是，把这个逻辑推演到极致，公益行动里面就不应该包含价值观，公益组织也不应该注重价值观，只需一个萝卜一个坑地完成援助任务就行。

事实上，没有价值观的公益行动，很容易就被权力、资本、技术和社会热点所左右。

公益组织的价值观决定了公益组织以什么形式筹款，什么形式传播，如何处理与受助人、政府以及志愿者的关系，这些行动中都包含着价值观，而不是写在介绍手册里面，用论证的方式推理出来。

公益行动最核心的价值观是如何对待受助人，尊重受助群体很多特殊而复杂的感受，它必须要包含在公益项目实施中，通过对行为动作、语言的规范展现出来。譬如说，“乡村一校一梦想”公益项目，就从不搞捐赠仪式，也不给学校提供无偿的捐赠。“一校一梦想”首先是把需要什么资助的选择权交给乡村学校；其次，我们乡村学校的老师、学生和家长都需要参与其中，获得梦想的主导权；最后是我们在所有梦想学校中建立线上社群和区域化线下联盟，激发乡村教师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解决学校的困难。

现在，有很多企业家进入公益领域展开行动，他们往往把公益行动看得很机械、很粗浅。他们认为公益行动就是解决问题，就是受助人缺什么我直接买好了东西送过去，如果搞不清楚对方要什么，就直接发钱。

事实上，这些企业家不明白，受助人并不是说缺什么就真缺什么，就像市场研究报告只是企业家对未来市场判断的辅助工具，而不是行动指南。没有一个企业家按照市场研究报告就能把一个企业做成功。

企业家把自己所看到的现象当成所应解决的问题，简单直接粗暴地做公益，这是行不通的。这样的做法，确可以对受助人的生活有些具体直接的改变。但是，不考虑造成这种情况的复杂因素，基本上就是属于给濒临死亡的人打强心针，只会让问题更复杂。

观察一个公益项目，并不是单纯地研究它用什么样的程序、手段、方法和工具在解决问题，更是要注重这个项目是用什么样的理念在指导它设计出这些程序、手段、方法和工具。

设计慈善公益项目时，分析问题必须不断地对“困境的表象”发问：为什么会这样？一直把问题推到陷于困境的人本身，这个问题才算到底了。

同样，设计方案也必须不断地对“项目结果”发问：为什么需要这样的结果，这样的结果会给陷于困境的人带去什么变化？陷于困境的人是不是需要这样的变化，或者说这样的变化是不是会让陷于困境的人更独立、更自由、更幸福，这样解决方案才是算探到底了。

当问题和方案都探索到底的时候，就可以根据能掌控的资源来研究行动路径，才能清晰地把有可能对项目目标造成负面影响的程序、手段、方法和工具剥离出来，为项目的实施拉一根不能触碰的底线，这个底线就是这个项目的底层价值观。

很多人今天做公益讲“效率”是追求“量”，认为理念和价值观的约束会破坏创新，会降低效率。事实上，只有底层问题明确了，底层目标明确了，理念和价值观清晰了，公益项目才有创新的可能。就问题解决问题的公益行动，无论程序、手段、方法和工具如何变化，都是新瓶子装旧酒，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

譬如，有一个人说他想喝可口可乐，就问题解决问题的行动是给他一瓶可口可乐。假如我们进一步去追问这个人，为什么这个人要喝可口可乐？答案就可能是口渴、时尚、解暑、降温等等，甚至可能是男女接头的信号 。

当我们得到这个人为什么要喝可口可乐的答案后，是不是可以操作的解决方案就更多？如果我们再能根据当时的条件，确认好解决问题的边界，是不是就能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这不就是社会创新么？

公益行动包括技术、伦理和价值观，价值观最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把所有的行动都围绕着去促进人、改善人的幸福感，而不是其它。

慈善公益行动的社会参与是感性式的，慈善公益行动的实施过程是目标式的，慈善公益行动的理念和价值观是思想式的。

一个新的公益项目在开始行动的时候，如果有坚实的价值观，可以顺利地解决项目设计意图和受助人行动意图之间的冲突；可以解决项目的社会认知与项目设计认知不一致的冲突。这些冲突的解决，都需要建立在对价值观的批判和检讨上。

一个好的公益项目，在相关社会传播和共识没有形成的时候，价值观是对抗“献媚”社会大众，保持其独立性的法宝。

公益行动解决的是不同困窘现象的特殊性与具体性，公益行动的底层价值观包含着哲学、史学、宗教、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管理学、传播学等各种“支援性知识”，它就像一颗刚刚发芽的小树苗，会慢慢一点点地随着项目的发展丰富壮大。

（注：作者是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发起人，曾用名“才让多吉”。作者微信公众号是crdj2277。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