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没回东北老家，李芳华每天都会为儿子熬上一碗白米粥。但也许儿子并不知道，母亲每日以家和小区为半径“画圈”的生活，就像这白粥，没有任何味道。
365天的日子被眼前儿孙的三餐起居，挤压进本来就不大的空间。如果不是为了他们，像李芳华一样的老人，可能一辈子也不会离开自己的老家，与亲朋旧友远离，更不会对新迁入地的生活产生“隔阂”。
和人打了一辈子交道，李芳华却成了这座大都市里觅不到存在感的“隐形人”。
2017年8月1日，北京，午后时光，来自东北的两位老人已来京四年。孙子不在时，等孙子，孙子来了看孙子，这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
央广网记者王永康 摄
据社科院今年7月发布的《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认为，随迁老人一般是指因照顾晚辈等需求，随在京落户的子女生活两个月以上的老年人。但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在这类人群中，因语言习惯、人际关系等原因，鲜少出户的老人，却成了社区中的“隐形人”。
2015年卫计委的流动老人健康服务专题调查显示，我国随迁老人将近1800万，占全国2.47亿流动人口中的7.2%，其中，专程来照顾晚辈的比例高达43%。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博士周军认为，如果这些老人出现对身份、心理认知的偏差，会带来社交行为的阻碍，或出现精神抑郁等问题，成为精神疾患高发人群。
“您能叫得上母亲日常朋友的名字么”
“抱歉，真的不知道”
有这样一组日常数据，可能65岁马丽鑫的家人从未察觉。
马丽鑫来到北京已经整整2年，但在这片新迁入地，她朋友圈的数量仍为0；叫上名字的邻居数量仅1人；她2天能看完6、7集电视剧和3部电影；与孙子在一起时间几乎24小时；而她平均一月外出小区的次数只有1次，有时甚至为0……
到北京后，马丽鑫把自己的日子变成了分秒不差的时钟。只要按照往常定好的发条时间走，一成不变。记者在跟访期间发现，她从早晨五点半起床、九点左右去超市买菜、出门遛弯、下午三点给孩子煮鸡蛋……。
生活几乎没有其他任何娱乐，似乎一直在地上“打圈圈”，马丽鑫生活所有重心全部以孩子、小区、菜市场为半径。平日，儿子和儿媳上班后，家里就又变成了她和孙子的二人世界。“和小孙子在一起，看着他一天天长大也挺有成就感的。”
但，这可能是她唯一的乐趣。只有在孩子那，她的被需要感才是“满格”的。
小区内大部分老人都是从外地来京帮助照看孙子的，这也是老人之间唯一的共同话题。央广网记者王永康 摄
儿子焦天一总觉得自己心里清楚，没人在家时，孩子睡觉的那俩三个小时，母亲也不会休息，他猜测母亲应该会坐在沙发上拿着平板电脑看剧，打发时间。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对于马丽鑫而言，做家务才是排解寂寞最好的方式。看到地板上的一根头发，她都要起身捡起来。有时，屋子里空荡荡，手里拿着抹布，转身就不知道自己刚才要做什么。她只能再放下抹布，拿起遥控器，反复切换电视频道，再看看已经熟睡的孙子。但至于电视节目播放的什么内容，好像也没那么重要。
周一、周二、周三，重复。周四、周五，亦再重复。终于挨到了周末……
晚上8点，儿子未归，等。
晚上9点，儿子未归，等。
晚上10点半，失眠，晚睡。
当记者通过短讯方式，询问老人儿子“您知道母亲平时在社区有几个朋友么？”“您能叫出他们的名字么？”。焦天一的头像迟迟没有跳动。
5分钟后，他回复：“抱歉，真的不清楚。”
“您平时和孩子沟通多么？”
“孩子白天累了一天 不想说话我也理解”
65岁的王素梅与女儿王奇住在丰台某高层住宅小区，高高矗立的三栋粉色住宅楼里塞满了几千人，但对于王素梅来说，这里却只有陌生人。在人员高速流动的北京，用不了几天时间，她身边的邻居就会换上新的一拨。
这和老家邻居间，闲来互相串门的“热络”，形成了天壤之别。
“家里3、4间平房随便怎么走，在这里真是憋啊。”她连距离家门口常去的菜市场名字，都不认得，也记不住。来自四川农村的她不识字，无法乘坐地铁、公交等交通工具。
没有女儿的陪伴，天安门、故宫她是怎样也走不到的。
白天，当儿女上班时，除了孩子的哭闹声，房间里几乎没什么动静，晚上儿女回来想聊上几句，但看着他们疲倦的神色，老人却又只能选择沉默。“我理解，孩子白天累了一天，不想说话很正常。”王素梅这样告诉记者。
2017年8月1日，北京，一随迁老人带着刚放学的孙子回家。央广网记者王永康 摄
前几天，女儿王奇匆忙回家取加班所需的文件材料，经过菜市场东面的那条斑马线，一回头却发现，母亲被夹在面色黝黑的卖菜夫妇、穿着人字拖的社会青年中间，手臂里上夹抱着孩子，斜跨的白布袋子里装满了青菜，走起路来很吃力。
她发现，以前从母亲口中听到的“儿孙绕膝”的美好生活，好像并不全是真的。
在京随迁老人趋于低龄化 陷“融入难”窘境
在今天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老人儿孙绕膝、一家人其乐融融，这是他们理应享受的生活。但这些社区“隐形老人”，不得不忍受着孤独与无助、想帮衬子女一把。可抛下了老家的老伴，好像老伴和自己一样、成了穿梭在社区里的“隐形人”。
在北京市朝阳、丰台等小区走访调查期间，当记者问及“与社区邻居的熟悉程度”时，占半数老人选择“不认识”或“仅是面熟”，甚至有老人回复说，在楼梯间、电梯中、丢弃垃圾时碰到邻居时点头之交，算是交往范围么？
缺少朋友、想家、孤独、不适应气候等是他们在北京生活的普遍真实状态。
2017年8月1日，北京，一位老人和两岁多的孙子，孩子因为摔倒啼哭不止。央广网记者王永康 摄
据《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报告称，随迁老人的日常主要交往对象的前三位分别为家人、邻居和朋友，所占比例分别是30.4%、24.6%以及23.5%。其中，朋友交往次数最少。
学者苗艳梅向记者提供的一份关于昌平区某社区“隐形老人”调查结果显示，这些老人在与人交往中，出现“语言沟通有障碍”问题占14%。她认为，整体来看，随迁老人对社区的心理认同和归属感并不强。
从流出地性质来看，来自农村、乡镇、中小城市、大城市的比例分别是36%、18%、32%以及14%，来自农村的随迁老人比例略高。记者还特别注意到，随迁老人中女性多于男性；从年龄来看，随迁老人趋于低龄化，多数处于56~60岁及61~70岁两个年龄段，占上述调研报告总数的94%。
“隐形老人”或成精神疾患高发人群
“社区‘隐形老人’目前已形成一定规模，他们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来到陌生的城市，身份、心理认知带来社交行为的阻碍，可能会出现精神抑郁等同质化问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师、北师大心理学专业博士周军分析称，此前就有数据显示，在老年群体患抑郁症的人群中，尤以随迁老人居多。
“心理健康、精神疾病的发生，与人际关系的支持程度有非常大的联系。一个随迁老人本身就面临‘连根拔起’的新生活、又缺少人际支持，生活中没有交往的对象，无人倾诉。”在多年研究心理学的周军看来，这些对于老人的精神健康都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
其实，有时以上问题的出现也和老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他们觉得被抛弃了，已经回不去老家了，感觉成为了多余的人。”北京城市学院公共管理学教授苗艳梅认为，子女现在更需要“反哺”父母，对他们进行家庭的辅导。
央广网记者王永康 摄
她还建议，政府要购买服务，社会机构还要多开展对流动人口的服务项目，尤其在政策衔接方面，比如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异地医疗报销的问题，对北京市老人在医疗等方面的优惠，要与随迁老人或实现一定程度的等同。
再比如，社区可专门组织为随迁老人成立兴趣小组。“有些医院专门将患有乳腺癌病人组织起来办活动，因为他们交流起来有很多共鸣之处。” 苗艳梅补充说到，如果政府购买服务的话，还必须形成制度化。
“不好融入城市是正常的，但随着老人在生理上的老化，感觉器官、学习及适应能力一定程度的下降，挑战会更大。”周军认为，这是作为随迁老人步入城市化的适应阶段、而不是结局。(记者王晶)
注：为保护采访对象，文中部分名字为化名；部分相关数据来源《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6～2017)》，北京社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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