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该怎么管？——四川“ 5·12 ”灾后社区工作案例

 

        2008年5·12汶川地震的紧急救援阶段，来自国内不同地区的多家民间组织共同成立了“NGO四川救灾联合办公室”，整合一切资源为灾区提供物资援助。2008年6月4日，物资救援工作结束后， “NGO四川救灾联合办公室”完成使命。之后，成都根与芽环境文化交流中心、云南发展培训学院、麦田计划、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等四家机构，共同发起了灾后重建“新家园”计划。2008年7月12日，新家园计划志愿者工作站（以下简称“工作站”）入住彭州市龙门山镇白水河社区三合坪安置区。 新家园计划的策略和目标是通过营造社区公共空间，推动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与管理，达成社区居民自治。如何使居民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讨论、决策和管理过程？在新家园计划的实践中，我们通过组织“居民大会”、“议事会”对社区公共议题进行讨论和决策，通过“社区活动中心管理员”、“财务监督小组”，使居民具体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工作中来。

 

        一个外来的民间机构进入社区开展工作时，首先要组织一些与社区居民有直接联系的公共活动，在这些开放的公共活动中与居民建立互动关系，获得居民的信任，随后再把社区公共事务的讨论与决策等议题引入公共活动中。把一些公共服务活动常态化后，以相对应的组织化和制度化进行管理，居民也在参与过程中学习到相关的组织和管理经验。在社区内营造公共活动空间的过程中，必须有社区居民参与管理和共同制定相关规则，以确保社区居民的参与度和持续性。

本文尝试以白水河社区活动中心在服务中收取的钱该怎么管这一话题，对正在运作的灾后重建新家园计划进行行动研究，希望为从事社区工作的同行带来一点启发。

 

　　工作站入驻白水河社区三合坪安置区伊始，镇政府官员、社区居委会干部、社区居民对我们的到来都有些陌生，不知道这些外来的志愿者究竟可以帮助他们做些什么。在对镇政府和社区居民前期走访中，我们找到了切入点：首先，由于大灾过后刚两个月，居民基本生活还无法保障，更无法及时从外界获得救灾和重建等政策信息，这导致较长一段时间内居民与政府官员时有矛盾产生。有官员对我们表示，到这个社区走访是一件极为尴尬的事情。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在社区开设了一间茶馆，同时为茶馆配置了发电机、电视机和卫星天线，还为居民订阅了《华西都市报》、《南方周末》等5份报纸。当居民们通过报纸和电视新闻了解到中央政府对四川灾区的救灾与重建工作安排后，心态渐趋稳定。新家园计划的工作方式也得到了政府官员的认可。第二，以居民的重点需求为切入点。记得2008年6月9号我去社区探访过程中，发现很多小孩子喜欢在灾后受损的房子里打闹嬉戏，对此，家长们都非常担心。7月份工作站入驻后，志愿者们就开始陪着孩子们学习、游戏。后来，当居民们看到自家的孩子不再去受损的房子里，就喜欢上了那些外来的志愿者们。

　　新家园计划在白水河社区实行收费服务是从2008年10月开始的。收费目的主要有两个：第一，消除社区居民对外界总是提供无偿援助而产生的依赖意识；第二，收费可以解决运营成本问题，使公共服务项目持续下去。在当时的居民大会上，收费问题得到了社区居民的一致认同。三合坪安置区的第一个收费项目是公共浴室。既然收费，也就牵涉到现金的管理问题。讨论时，居民一开始觉得还是让新家园工作站来管，大家都放心，但是工作站明确表示，这是社区的公共事务，工作站人员只能帮忙监督，卖澡票、收现金等必须由居民或社区小组长来承担。经过反复讨论，最终居民们决定由一位居民志愿者、一位社区居委会指定的干部、一位工作站人员3人共同负责卖票、收票、清点现金、记账等工作。实行3人分工负责的现金管理制度，每个月把公共浴室的收支情况在社区报栏公示，以避免发生财务混乱。

　　这种简单易行的财务管理办法一直用到2009年5月。那时，社区活动中心已经建成，增加了网络学习中心和客栈两个收费服务项目，现金收入随之增加的同时，还产生了维修、购买活动中心新设备的费用，以及管理员现金补贴等问题，新增加的财务收支环节多，原有的3位财务管理人员已经无力承担，如果不做出改变，极易产生财务混乱。经工作站提议，在6月的居民大会上，居民经讨论决定成立“财务监督小组”，制定新的财务管理制度。 

　　2009年8月份，“财务监督小组”正式成立，成员限定为7人，其中三合坪3人，下铜沙坝3人，工作站1人，除工作站的代表属于自动出任之外，其余均由社区居民推选产生。

　　在社区工作，对于有现金收支的活动，需做到居民参与管理、账务定期公开。根据社区活动中心的财务制度规定，小组成员之间分明确工，有人专门管理银行账户，有人专门管理存折密码等等。1000元以下的开支可以小组决定，但必须每个人都同意，1000元以上的开支必须通过居民大会来决定。财务小组每月5号定期召开会议，由记账员报告上月的财务情况，小组成员进行审核。经过审核通过的财务报告，需要所有小组成员签名确认，再打印出来，张贴在社区活动中心的公告栏里。在公示期间，有异议的居民，可以请求小组成员在下一次的会议中复审，如果居民还不满意，可以在居民大会上提出，由小组成员予以解释，并由居民大会决定是否同意报告内容。我们希望通过这些规定，在社区内建立活动中心财务管理的公信力，并保证资金的安全。

 　　看起来似乎挺完美的吧？不过，第一届财务监督小组的成立和运行并不那么顺利。从2009年8月21日的会议记录来看，一些居民代表的参与度并不高。

　　在居民大会推选代表加入第一届财务监督小组时，被推选人并不清楚自己的职责，有几位大叔认为只是偶尔看看账目就行，在“重大支出须经财务监督小组集体同意并签字认可”的规则上，他们担心责任问题，上任不到10天就要退出。在那次的会议上，邓大叔说：你们搞得太复杂了，我们只是想监督收费的小组长。柯大叔也表示：我们3个人都老了，不想管那么多事情。后经新家园工作站人员在居民大会上一再挽留，几位大叔也考虑到中途退出会给财务监督小组带来麻烦，勉强同意做满这一个月，下个月再由居民大会推选出3位新成员。

　　至今，财务监督小组已经更换了10届，愿意参与财务监督的居民在每月5号的会议上都有机会报名参与。由于轮换上岗的社区居民执行得认真，社区活动中心的财务规则还一直较为有效地执行着。

　　第三方力量动员社区居民参与的反思

　　新家园计划自2008年7月正式运作以来，期望通过营造社区公共空间和推动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达成社区居民自治，同时在社区生计和环境方面得到改善，但从目前来看，这个目标还相差很远。

　　龙门山镇位于512震中的龙门山脉上，地震灾后，社区居民认为没有得到当地政府的“真心”帮助。三合坪的大多数居民都是原中央直属彭州铜矿的退休职工和家属，在2002年彭州铜矿破产后，由于原铜矿经营期间与地方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他们的户口等关系落到新兴镇政府，但居住地点未改变，还保留在原龙门山镇。居民与地方政府的互不信任关系一直延续到地震救灾。三合坪灾后安置区是地方政府推荐给新家园计划作为项目地的，我们在具体工作中和政府保持沟通与交流，但总体上，政府对我们的态度是支持与限制并存。

　　新家园工作站在三合坪社区开展的工作中，注重提供多种形式和更多的机会给居民参与到公共事务的治理环节，并试图确保居民的合理建议能够落到实处。社区居民在参与的过程中，不仅出力，还可以监督彼此，看看由大家共同讨论制定的规则是否被遵守。

　　到目前为止，新家园计划仍在运作。但我不能确定的是，如果工作站某一天离开三合坪社区，这个由外来的第三方力量所推动的居民参与体系还能否延续下去，居民自治能否成功，还是一个问号。

　　从2008年7月到现在，我们一直力推在社区内营造各类居民参与的公共活动空间，并对这些空间加以制度化和组织化，但居民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时候是被动接受的。地方政府和社区居委会虽然没有反对，但是也没有明确支持过这类居民自治组织的工作。新家园计划制定的服务区域目标为3个村庄和1个社区，项目活动直接服务到2000名居民。但时至今日，较为成熟的社区参与工作和项目服务还局限在三合坪这个仅有100户左右居民的小社区，在其他的几个工作点，居民参与度很低，甚至有部分居民还不知道新家园计划。现实结果和项目目标之间的差距，也使我个人有着强烈的挫折感。

　　现在，社区居民正处于等待搬入新建永久性住房的阶段，大部分人对于参加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兴趣已经降低，这些都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新挑战。

（本文作者为四川灾后重建“新家园计划”2008年7月至2010年6月项目执行人。邮箱：markxing01@gmail.com） 

 

附会议记录：

 

会议时间：2009年 8月21日

 

会议地点：铜沙坝活动室

 

参会人员：邓大叔、廖大爷、柯叔、 彭娘、陈姐、龙叔、小马、小赵

 

主持：小马（志愿者）      

 

记录：小赵（志愿者）

 

议题：（1）小组议事规则；

      （2）活动中心财务制度

 

会议发言：

 

小马：今天可能耽搁大家久点，我们讨论的内容有点多。这里有个事情是上次通过的，200元以上的要由我们财务小组审理。比如，一个东西400元我们一半的人同意一半的人不同意怎么办？

 

柯叔：该开支的必须开支，他把理由讲出来就可以了，少数服从多数嘛。

 

邓大叔：问组长就可以了。

 

小马：说件事情，比如冬天秋天要来了，我们想买个洗衣机。

 

邓大叔：根本用不着问这些，该用的就买。

 

小马：我们7个要不要选个当家的出来？

邓大叔：你们3位是三合坪选出来的监督？那我们作为财务监督，我们只是当个配角，这个事情社区有社区的人，你们志愿者还是想把事情做好，那他们就不管了。

小马：他们要管，上了1000的就要小组决定了，开居民大会了。

 

邓大叔：如果不是过急的事情，必须花，那花。我们很好共识，我们不参政，实际上我们都是局外人，只是在你们不好说的时候，我们出面说。

 

小马：我是这个意思，我们7个人里面，有的人认为应该的，有的人认为不该的，我们怎么办？

 

彭娘：小马姐的意思是我们要一起。

龙叔：财务监督就是监督财务，今天500块该不该花。

小马：我们之前是说1000必须开居民大会，那我们200～1000之间的，我们要哪个说了算？

邓大叔：你们想哪个管？

小马：我们想大家一起管。

 

邓大叔：那就是居民管。

 

小马：但是你们是居民选出来的。我们在这里讨论，有没有说哪个管事？

 

邓大叔：组长嘛。

 

彭娘：组长是组长，组长有组长的事。

邓大叔：如果是你们说的这样复杂，那我们只有退出。

小马：你们是居民大会选出来的，如果你们要退出，那你们只有通过居民大会

 

邓大叔：我们想是监督组长，不是想这么复杂。洗澡室有没有用？那个是离不开的事。这些社区家务上的事，我们管不上。

 

小马：这个不是说啥子事情都要你们来管。我们只是在200～1000元之间的要大家来讨论。我们财务监督小组7个人，是大家选出来的，那天我们也开了个小会，决定了的，我们刚刚说的选个管事的，这个也是不一定。假如有人觉得这个不合适，那怎么办？

 

柯叔：哦，就是，让组长来，我们监督组长就是啦。

 

邓大叔：把东西贴出来，我们看看，这些用得合理，那就可以。我们只是在帮大家解释，帮双方解释。如果你这个不合适，那我们就提出来。

 

小马：这个我们还没有制度，这个只是个规则。

 

柯叔：也没得好大的收入，也没得好大的支出。

 

邓大叔：其实这个事情没有必要把它做复杂了。比如这个浴室，那我们大家已经定了，比如洗澡收3元，比如他在这里管，那我们在这里定的他每天10元，那做好了，那其他人也没有必要在这里盯到他。还有比如今天这里灯泡坏了，我们给他证明，这个该买。比如热水器坏了，这个他就不行了。就是说这个要分开。组长在这里卖票，你今天卖了好多票，把钱拿来，就是这么个事。

小马：就是，看起来是这样。

邓大叔：我们不得去，我们三个一起，我们是老东西了，我们不想去管很多事情。

彭娘：不用管很多事情，只是监督财务的事情，只是说钱该用的时候就用，不该用的时候不用。

 

陈姐：就像两个人买东西的时候，一个说该买一个说不该买。比如我们上面修路的时候，我们商量了，弄水管的时候也是，我们买水管要好多钱，1000嘛，买水龙头买这种呢还是其他的呢？

 

小马：那你现在说呢？

 

邓大叔：人家该用的还是要用。钱有人管嘛。

 

龙叔：钱是人家在管到的，我们只是监督财务。

 

小马：我要批评你，你一直在跑题。

 

彭娘：我们这里任何人都不能管事，是大家一起来管。

 

小马：现在到处都在平等，你为什么非要一个人来管呢？

 

邓大叔：过于民主了就不能办好事。对对对，你们说。

柯叔：这个事情我们还是要一个出纳，一个管钱。

 

小马：我本来是想先定个规则，再说下其他的，我之前已经草拟了一个制度，给大家看一下。

         （会议记录引自新家园工作站日志）

 

案例评述　　

 

评述人：胡　明

 

在社区发展工作中，居民参与是赋权得以实现的前提。但是参与不同于参加，其核心是居民对其自身作为权利主体这一属性的实践。这个过程有两个方面的要求。其一，居民成为权利主体；其二，居民履行权利。但是这个过程不是自然发生的，因为发展工作者介入社区，其目的是改变原有的权力结构，提升居民的行动能力。如何能够实现变革？这个案例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其一，公共空间的创造。新家园计划进入社区，不是着手于打破原有的社区权力结构，而是通过创造新的公共空间来发展出新的权力结构。这个公共空间包括居民活动的公共场所和居民能够参与的公共事务。创造新的空间能够减少社区治理变革的阻力。我们看到，老人活动室或者健身角等公共场所促进了社区居民的日常交流和提升相互信任，而管理社区活动中心和棋赛等活动则使人们卷入到共同的事务之中，并发展出新型的、更加平等和合作的人际关系。

其二，吸收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一过程的实质是使居民嵌入到新型的权力结构之中，并生产新的社区制度。这是一个重要的过渡过程：发展工作者所设计的权力结构及相应的制度能否真正移植到社区，取决于居民能够在何种程度上独立地实践其权利主体的角色。新的权力结构（也决定了相应的制度）必须与本地的原有权力关系有良好的兼容性。就像我们在这个案例中看到的财务小组的例子一样，本地居民对于财务规则的认识与项目人员有一定的区别，也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通过居民参与，乃至逐步完全地独立行使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是新的权力结构得以扎根并再生的基础。

 

其三，关注居民个体的发展。一切发展工作的核心是既作为发展对象也作为发展工具的人。事实上，发展工作者不是在社区制定一些制度，而是建造一种将制度涵盖在内的新型权力关系：一种更加平等的、包容的、合作的权力关系。这来自于居民个体的改变：他们如何认识自身的权利、能力和自身与社区的关系，并采取积极的行动。社区正是在个体的互动中得以生成和展现。在本案例中我们也看到，工作站与居民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动在微观层面持久地、深入地影响了社区居民，一些本来不太积极的居民开始主动投入到社区志愿服务中。

 

当然，新家园计划的实践还有很多局限。例如，居民参与的公共空间是有限的，并容易受到资源和外部压力的限制；发展工作者对社区学习和创新的重视不足；赋权行动还缺乏清晰的目标，也影响了工作站对居民参与的吸收。这个过程也再次展现出社区发展作为一个过程，需要在不断的反思中前进，其本质是基于权利的一个多元的、开放的对话和互动。

 

（胡明，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