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公益：“与慈善同行”媒体对话，筹款不只是筹钱，更是在营造慈善文化

    记者：在美国，慈善筹款会遇到一些不理解或者误解吗，有哪些困难，又有哪些经验？

     Tempel：到今天为止，美国大众也不能够完全理解慈善是什么意思，像陈洪涛副秘书长刚才所提到的，我们要教育年轻的一代，同时我们也要保护慈善的文化。在筹款这方面，不管是对于筹款人，还是对于公众，理解它都还是一个挑战。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我们要促成这个理解。除了学位之外，学院也会给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人员提供培训。

    记者：在中国慈善筹款的情况又是怎样，有哪些我们国家自己的特点？

    陈洪涛：中国的慈善筹款被广大国民高度关注，应该从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在2008年之前我们的整个社会捐赠额一直在不超过200亿的水平，从2008年之后，我们的捐赠总额维持在1000个亿左右，整个的社会捐赠的总量较以前有了一个很大提升。另外一个变化是我们个人的捐赠，特别是普通公众的捐赠，相较于以前更加踊跃。但相对于美国来讲，我们的捐赠总额和人均捐赠额还有巨大的差距。在美国的捐赠当中的，70%以上捐赠来源于个人捐赠，而在中国的个人捐赠可能还没有超过20%，只有在汶川地震那一年，我们的个人捐赠超过了机构捐赠。

    在常态年份，我们的个人捐赠占比是非常小的。公益事业应该融入更多个人的参与，还不仅仅是钱上的价值和意义，还在于大家的参与度和关注度。去年我也是在美国学习了九个多月，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大众捐赠不如美国那么理想。我觉得可以从四个角度要去学习：

    第一个是在慈善文化的普及上，美国已经形成文化，把捐赠作为日常开支的一部分，这种文化，如何普及到中国公众当中，这是一个我们要努力的方向；第二个：加强公益组织行业建设，美国的社会组织数量是我们的10倍以上，我们公益组织的数量远远不够。除了有量还要有质的保证，如何增加我们公益机构的数量，如何让已经存在的公益机构，更有效地发挥它的价值，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第三个方面是刚刚Tempel院长提到的研究工作是我们比较薄弱的环节，我们的公益行业发展的路径应该是什么样的？障碍有哪些？如何去解决这些障碍，需要专业地、深入地、持续地研究。第四个是我们政府能够去做的一些改变，推动一些制度的建设。比较明显的是我们的遗产税捐赠，其实在美国的捐赠饼状图当中，他们除了个人捐赠以外，还有企业捐赠，基金会捐赠，还有很重要一部分是遗产捐赠，遗产捐赠在整个捐赠当中占相当大的一个比重。当然慈善法出台以后，很大程度上会推动整个慈善行业的发展。

图为访谈活动现场

    记者：作为国家国际公益学院的一线老师，曾晶对于我们国内筹款课的设置有哪些看法。

    曾晶：筹款课程有12门必修课，它涵盖了一些相关领域的管理知识，包括战略规划，财务管理，设计等等，其中一个是筹款课程。这个课程，我们结合了慈善学院的一些理论及经验，同时我们这个课吸收了很多亚洲国家筹款的经验。从过去几年的合作中我们也感觉到文化差异导致的慈善差异程度。“筹款是慈善的仆人，也是他的随从。”筹款的发展实际上跟慈善业整个发展是如影相随的。因此这个自主研发比较注重的是，吸收了这十多年来特别是中国的基金会和慈善组织，大家积累的特色的经验。另外一个，从技术层面来讲走在世界前沿的就是我们互联网筹款。所以我们这个课的特色，就是把慈善学院已经总结出的理论，和我们中国本土的经验，以及在技术上的创新，做一个融合。

    记者：中美两国捐赠文化有哪些共性，对于捐赠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各位有哪些看法？

    Tempel：在美国，我们有更多正式的结构来促成慈善捐赠文化。在过去的20年当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家族成员，在过世之前就把一笔资金建立成一个私人的基金会，用于慈善事业，这个是受美国政府监管的。刚才我们所说的遗产捐赠，就是在人过世之后，把自己的遗产捐赠给一个组织，让这个组织来管理。当然遗产税也是一个重要的促成原因，如果要把遗产捐赠给非营利的机构是没有税的，把遗产捐赠给这个组织以后，这个组织也会负责把这些资产很好地管理下去，来保证捐赠确实是对社会有用的。在这个领域，中美之间是可以共同合作的，很多人都觉得说在美国这种遗产捐赠的形式已经发展非常成熟了，但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还有很大的机会，可以继续拓展遗产捐赠领域。我看到在中国有很多人，展示了这方面的兴趣，我们中美之间也可以就这个方面进行合作。

    陈洪涛：每个国家的捐赠文化跟本国的文化传承都有一定的关系，像美国一些宗教教义里面规定了大家要把自己收入的一部分捐献给其他人，我看历年的捐赠报告，捐款用在宗教领域占到了3成。而中国的捐赠文化是更愿意帮自己身边的人。社会的背景是导致捐赠文化差异的重要因素，慈善捐赠文化当中的共性就是利他精神。作为慈善机构，存在的意义是怎么样帮助大家衡量利他的精神。

    Tempel： 我们必须得要有一个系统来保证，我们对于结果和影响的衡量，但有这个检测的系统，那就意味着成本，那我们得要跟捐赠人说明白，如果说你期待要看到我们的结果，要看到我们的影响，那这里面是有成本的，另外我们要保证可持续的发展，就得必须得要有一个很好的汇报机制和回馈机制。另外我想提出的就是这些组织是在处理最困难的问题，那也就是意味着，不是说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会给我们带来成功的例子。当我们发现，我们做的这个决定，是失败的，我们也要透明地诚实地和我们的捐赠人进行沟通，告诉他们我们从中吸取了哪些经验教训，然后我们可以重新再来。

    记者：请问曾晶，您是公益学院一线的教育工作者，根据您的观察，筹款专题课上大家最关心的话题是什么。

    曾晶：我们学院在提供教育产品的时候，不仅是满足现在的需求，我们希望提供的教育内容还有一定的教育引领性。比如说在我们这个筹款课上，有筹款人的咨询公司，联盟等，不同类型组织提供相应的筹款课程。我们注重的有两点，第一点希望大家能够回归到自己，个人和您身边的社群或者机构，就像Tempel院长一直强调的就是筹款不是只是筹钱，它是在营造一种慈善文化。通过这个筹款的过程，让这些人了解了这个项目，参与这个活动，从而推动了文化，它才是筹款真正的最终的目的。第二个，筹款不是一个单兵作战的行为，筹款活动是一个团队的协助。

    记者： 那么如何建立具有信任感的捐赠人关系呢？

     Tempel：我相信慈善的基础是信任，如果要建立信任，首先我们必须要透明、公开，让我们的捐赠人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还有就是负责任，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所有的捐赠人都期待着这些组织能负起责任，对他们进行问责。刚才，我们提到的委员会，或者说董事会也好，他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来筹集更多的资金，另外一方面，他也代表外面的公众来做监督。

    陈洪涛：换个角度说，信任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行业信任，二是机构信任，三是项目信任。行业信任是公众或者大众对于我们整个公益行业是否具有信任感，大家认不认为你的存在对我还有公益事业具有帮助，这个实际上还是一个挑战和建设阶段。我们必须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整个行业去成为让人信任的行业，这需要整个行业抱成团。第二个机构信任，目前让大家认可的公益机构还相对比较少。大家更多关注的是项目本身，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将来大家捐赠这个项目，是我信任这个公益机构，而不仅仅是项目。

    记者： 慈善的基础是信任，但也要有监管。那么如何有效地进行捐赠人管理？

    Tempel：美国政府对慈善组织的监管体现在报税机制，我们会在报税时详细填写有哪些项目以及项目的负责人和支出，因为政府想要知道谁在监管这一个组织，同时也保证这些董事会的成员跟这些在做的项目没有任何的利益冲突，这是政府采取监管的一些措施。在慈善的行业我们也有组织，他们会制订一些标准，请所有的慈善组织去使用这些标准，同时也在公众的场合承诺他们必须使用这个标准。

    陈洪涛：首先政府是底线监管，比这高一级是行业监管，行业监管的标准高于法律的标准，第三个是自我的约束机制和底线原则，包括自身的监督机制，比如像扶贫基金会的监测部就负责机构内部的项目。先自我完成对内部项目的监督和检测，那我们的标准是高于国家法律的标准和行业的的标准。最后是参与者对你的监督。如果你做的不好，就不会再让你参与进来。而我们所拥有的就是这种信任，如果失去了这个基础，这个机构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此外，公益机构必须要有有效的运行机制，这是机构可持续的保障。

    记者：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与慈善同行”，在我们访谈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也想请三位嘉宾分别用一段话送给共同走在慈善公益道路上的同仁们。

    Tempel：在我们学院的筹款课程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课程，就是道德，道德是我们建立信任非常重要的一点。

    陈洪涛：我经常跟我们公益同仁分享一个理念，就是做好公益慈善，需要的不仅仅是热情，或者换句话说，做好公益慈善，只有热情是不够的，还需要科学的公益理念和专业的执行。

    曾晶：要找到同伴一起前行，找到这些同伴比我们每天埋头工作更重要。

    （高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