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公益：为什么不能直白谈性？风波之后，儿童性教育教材爆红

近日，一套教材引起了极大争议。“同学们，谁能告诉我什么是月经吗？”，行知学校，一所位于北京大兴区的打工子弟学校，当老师在五年级的课堂上问出这一问题时，一位女生举起了手，随后站起来大声的给了老师一个标准答案。

这只是课堂上再平常不过的一幕，在班上随机点名一个同学，他们能准确的指出人体生殖器官的名称，知道生命的由来，重要的是，他们可以自如地使用阴道、阴茎、精子卵子等词汇，像指出如耳目手足等器官一样，丝毫不觉得别扭。

摆在这些孩子面前的，是一本叫《珍爱生命》的课本，从一年级开始，这套教材已经陪伴了他们五年。

就是这套教材却在近日引起了极大争议。争论的焦点，在于“尺度大”。

2月底，杭州一位小学生家长在微博上吐槽，称学校发放的《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尺度太大，并晒出含有“男女生殖器官相关介绍”。此后，在一片争议声中，涉事小学收回了读本，但同时也表示，性教育课程在中小学开展很有必要，将来会在合适时机继续推进相关课程。

为什么不能在孩子面前大方谈性？

“你们怎么能在孩子面前特别是在课堂上讲这个呢？“

“为什么不能用更委婉的方式，而要简单粗暴呢？”

……

成立于2015年的希希学园，是一家专注于推广儿童性教育的公益组织。

课本争端出现后，身为希希学园的一名义工，徐宝淑的耳边充斥着来自亲友的疑问甚至责难。

她并不觉得陌生，因为就在半年前，她也是质疑者中的一员。

”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嘛，就是很避讳谈这个，能回避则回避。“可是当三岁的孩子开始问他，为什么男孩女孩的身体不一样，他从哪里来，？这些问题时，她突然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而在昌平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当希希学园的工作人员苗颖将三张印有人体生殖结构的海报张贴在黑板时，底下坐着的三十多名女生开始与同伴窃窃私语，当充当道具的卫生巾出现在课堂上时，这些已经初三的女生，开始脸红，甚至有意识地低下了头。

这是苗颖第一次来该校开展性教育讲座，讲座的内容并没有太复杂，主要围绕青春期男女体征的变化以及卫生等方面展开。只是与行知学校的小学生们不同，这些随父母来京就学的流动少年，此前并没有在课堂上上过专门的性教育课，而父母也对此避而不谈。

“他们一般不让我上网，更不会让我查这些。”一名女生告诉记者。

这场讲座让苗颖颇多感慨，一方面她欣喜于学生与她的互动要好过此前接手的其他学校；但感叹也随之而来，这些女生大大多数问题都围绕青春期的生理变化产生，“有些连基本的卫生知识和自我保护意识都没有，这多危险啊。”

因为父母进京务工，北京周边郊区聚集了大量以流动青少年为主要生源的打工子弟学校。漂泊不定的生活、父母的无暇顾及、保障措施的不到位，也让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问题一度引人关注。

从2011年出版一年级课本开始，如今《珍爱生命》教材已经编写到了6年级，成为希希学园在14个打工子弟学校推广性教育的指定用书。

从一年级开始，学校就引入了专门针对小学生的性教育课，每学期6课时，一周一课。从刚开始认识性器官开始，逐层递进，到五年级，他们已经能够毫不避讳地谈论月经、遗精这些很长时间里被在公共场合自动屏蔽掉的词汇。

“就是每个月都会有那么几天不舒服，这没什么可怕。”

9岁的五年级学生梁晓琳能够从生理角度详细地将出男女第二性征的特点，“我们从一年级就开始学了。”

这些知识并非家长教授，几乎全部来自于课堂，这也是大多数打工子弟学校学生了解性知识的主要渠道。

”我的想法就是不能骗他，但又不知道怎么对他解释。“困惑的徐宝淑因为做义工结识了希希学园的负责人韩雪梅。

”她开始给我灌输一些观念，总的来说就是不能回避，应该告诉他。

我后来想明白了，你对一个两三岁的孩子讲这些，他并不会往那些成人的方向去想，他接受的就是知识，孩子的世界是很单纯的。”

与韩雪梅给徐宝淑的建议类似，直接、不回避，也是教材编写者——由刘文利教授领导的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的核心理念。

针对面世以来遭遇的最大一次教材风波，3月5日，北师大在其官微以4000字长文做出回应。

回应中称：了解是为了更好的保护，性知识需自然准确地传递给儿童。孩子在性健康教育课上能自然、大方地说出生殖器官的科学名称，年龄越小越自然，而“一些网友和媒体在讨论中使用的截图是不完整的。”

对教材“断章取义”是很多接触过这套教材的老师与家长的共同回应。

认真翻阅这套《珍爱生命》教材，不难发现，这是一套有着完整脉络的小学性教育课本，虽被称为儿童性教育教材，但其中真正涉及到性的部分不足20%，其余涵盖生理卫生、心理健康以及人际交往等多重内容，核心仍是教会孩子珍爱生命。

为什么不能用生命的通道之类的词来代替阴道这样直白的说法呢？

“当一个身体器官的科学名称都不能从大家嘴里说出来，这个器官的结构和功能能得到正确的描述吗？能够得到很好的尊重和保护吗？当一个孩子遭受性侵害，他连什么地方被触摸都描述不清楚，如何得到有效保护？”

行知学校五年级性教育课教师李明一再对记者强调，北师大儿童性教育课题组的主持者刘文利教授在对教师们进行培训时，特别指出不回避的一大原因，是因为近年频发的性侵案。

根据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一份报告，2016年全年媒体公开曝光的性侵害儿童(14岁以下)案例433起，与2015年相比同比增长27.35%。被公开报道的案件中涉及的778名受害者中，7岁以下的有125人，受害者年龄最小的不到2岁。

此外，另有数据显示，中国每年人工流产多达1300万人次。在有婚前性行为的女性青少年中，超过20%的人曾非意愿妊娠，其中高达91%的非意愿妊娠诉诸流产。

无独有偶，无论是希希学园的创办人韩雪梅，还是担任性教育课老师的李明，“性侵”都是他们决定接手性教育这颗烫手山芋的主要原因。

“这几年，也不知道是怎么了，我注意到，社会上出现的儿童被性侵的案件频发，从那时候起，我就觉得，从性教育的角度让孩子学会自我保护，是很有必要的。”

按照珍爱生命教材安排的课程进度，每学期只有6节课，因为学校老师人手有限，没有专门负责性教育课的老师，目前在希希学园合作的14所打工子弟学校中，有10所学校的性教育老师由班主任兼任，其余4所则由志愿者或工作人员担任，最多的时候，苗颖和韩雪梅一天要转三个场上课。

大兴行知学校的英语老师李明则是兼任性教育课教师。

与上英语课不同，李明坦言，尽管性教育课不计入考试，但这节课甚至会带给她更多的满足感。主要来自学生与其互动的增多以及对她讲课的肯定因为没有考试压力，她会有意识地在性教育课上让学生参与，通过清江喜剧的方式来调动课堂气氛，而一些文化课成绩不太好的学生，被意外滴发掘出表演天赋。

更让她欣慰的是，课后学生会主动跟他交流一些性知识，这让她有种被信任的感觉。

可回到家中，面对同样上小学的儿子，李明却陷入纠结。

这个在课堂上对月经遗精侃侃而谈的老师，却不敢对儿子讲授课堂内容。

她怕孩子被孤立。

“我的孩子在公立学校，他们没有专门的性教育课，如果我对孩子讲了太多这方面的知识，他会想和同学交流，但同学可能大多数人不知道，他就有呗排挤的危险，我不敢冒险。”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教材深陷出版以来最大的舆论风波，但也让公众对其关注度大大增加，且好评不断。

在豆瓣上搜索《珍爱生命》，评分一度达到了9.7(最高标准为10)，这在一向给人“严格、挑剔”印象的豆瓣评分中十分罕见。与此同时，评论下方，网友几乎一边倒地留言点赞，甚至网店也一度出现断货。

儿童性教育该如何开展？

在初期的质疑引爆对教材的关注度后，徐宝淑注意到，无论是她所关注的教育类公号还是身边的朋友，都对尽早对儿童开展性教育表示赞同。

已经在14所打工子弟学校开设了性教育课的韩雪梅并不满足，她更大的诉求，是希望有一天大多数公立学校也能开展专门的性教育课程。

教育部所发布的《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是北师大儿童性教育课题组编写该教材的主要依据。 2011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也明确提出“把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

针对儿童性教育，虽然纲要提出了相关要求，但执行现状堪忧，有舆论直指“在落实层面上，性教育一直缺乏实质进展”。

儿童性教育该如何开展？对此，国内性领域研究专家李银河表示，开展儿童性教育需要三要素，即书本、教师、学时。《珍爱生命》得到了国内权威专家的普遍认可，但在大多数小学，却缺乏专业的教学老师以及相应的学时。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也把关注点放在学校，他指出，开展儿童性教育需要建立完整的学科建设体系，具体何时开展、每个阶段教授什么内容，这都需要科学论证，而论证的依据要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学校实际情况来定。

更被人忽视的，则是家庭对性教育的重要性。长期“羞于谈性、耻于谈性”的禁锢，让孩子很难从父母口中了解人体结构和生理卫生方面的知识，“跟孩子相比，不少家长也需要补上性教育这一课。”苗颖说。

除了继续在打工子弟学校推广性教育课外，希希学园今年则把一部分工作重心，转向了社区。韩雪梅想从社区的孩子突破，通过定期举办讲座的方式，让孩子接触了解性知识，也让家长在亲自体验中慢慢改观。

只有三个工作人员，主要通过向社会筹款的方式募资，从2015年成立以来，韩雪梅坦言，希希学园如何顺利运转也是摆在她面前的难题。

可令她稍感安慰的是，在教材遭受质疑后，与其合作的14所学校的性教育课并没有受到任何干扰，甚至收获了不少支持。

”有争议说明关注的人多，有更多的人关注就会引起重视，让公众了解尽早开展性教育的重要性。“

这让她看到了希望。(记者 孙冰洁)

(为保护受访人，文中小学生名字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