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行论证，看起来广泛征求意见，实质还是一言堂，官人早已垂涎三尺，决定要宰农民的土鸡，然后找畜牧兽医专门家来论证一番，而且专挑无脊椎动物来执笔写出论证报告，自然心想事成。至于万一杀死了，效果不如论证预料的好，那也没有关系，交学费嘛，前人没有如此这般吃过鸡，我们错了有什么要紧。这样，全国各地省市县乡村层层立项，个个论证可行，结果半数不可行，甚至彻底砸锅，也把责任推给软壳虫专家，政府一贯正确。民脂民膏，下一轮继续白流。
一篇文章《黄万里教授抱憾辞世 中国再无人反对三峡工程》，标题就可笑。要知道，反对派任何时代死不绝，沙千里死了，有余秋里，余秋里完了，更有万里，万里死绝了，又有黄万里，黄万里不干了，李锐疯狗88岁还没有死，广西水利专家翁长溥81岁仍健旺，依然在反对山峡工程嘛。最初论证专家，有翁长溥，后来李鹏一意孤行，扫荡反对派，组建拥护派专家论证，于是山峡上马了。李鹏退休不肯住口，还炮制《山峡日记》兜售政绩。
谚语：死了张屠户，就吃浑毛猪？杀猪匠永远在，因为肉食动物人类没有灭亡，嗜好没有改口，猪肉需求潜在，所以新生屠户要起来做生意。世界矛盾不灭，反对派永远在，死了黄万里，中国不吃米？
中国决策层自三皇五帝三代六朝唐宋元明清民共，无一不喜欢偏向思维、单一方案，谁要是反对最高层面既定政纲，轻则迂腐不识时务边关流放，重则反帝谋逆满门抄斩。唐太宗兼听则明，一次还差点杀死唠唠叨叨的忠臣呢。明朝庭杖，打死多少敢逆龙鳞爱提意见的忠臣，然而文谏死、武谏亡依然层出不穷。封建社会杀灭提意见全家，意见还照提不误，人民中国再怎么颟顸，毕竟朕即国家的思想还是不敢有了，弄死提意见的人毕竟很稀罕了，反对山峡工程，也没有一个死罪嘛，最多不听，使正确的反对意见无法实现爱国壮志，郁郁而终罢了，几个忠贞的战士不是赍志而殁的呢？
所以，网络时代执政，大政方针除了可行论证，还必须要保证不可行论证班子不被权贵打击，正常开展业务论证工作，一并提交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讨论，一决雌雄，然后施行，以免李鹏这样的草包无视民脂民膏，贪图政绩工程。
有人说什么：没有皇帝就会这样，只有帝制才能修出都江堰和大运河这样经得起千年考验的优秀工程。应该这样看：纵使帝制，只要他的个人政纲恰恰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利益，也可以做到千秋凛然，万古长青的事业。聚讼纷纭的长城，就是独断专行的产物，客观来讲，造福华夏两千年，否则农耕文明要被漠北铁骑卡死在石器时代，甚至人种灭绝，迁居海岛躲避北方游牧部落烧杀抢淫，秦皇汉武，功高盖世。
2005年2月，全国政协委员苟建丽女士提出：政府重大项目立项前，应该开展不可行论证报告，和可行论证对簿公堂，一决雌雄，真正辩论赢了上风的，再做区处，这是兼听则明啊，振聋发瞶的好主意。有的同志担心，在一党专政、民主意识薄弱、法制颁多行少的共国，哪个敢来充当反对方，犯颜直面权贵，不怕丢饭碗、被软禁呢？
鲁迅早已肯定地回答，中国从来有为民请命的人，不怕杀头之辈，尽管共国古风不再，行侠仗义的人稀少了，可是永远不会灭绝。
离退休老同志、老专家、老学者、老军人，他们不怕仕途被损，可以出庭对簿，纵使不够知情，可以找中青年专家垂帘听政，随时通过线人补充辩论时提出的技术难题，驳回刁钻古怪的议论。
共国施政为了表示民主，各级政府决策，常有可行研究和论证，往往流于形式，决策不科学导致惨重损失的事件时有发生，这与决策前忽略不可行研究关系密切。为此，凡是重大决策，必须做不可行研究。
不可行研究要找出潜在风险以及可能导致的后果，并提出对策和措施，使决策更可行，以减少或者避免损失。不可行研究是决策论证不可缺少的有机体，是坚持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实行不可行研究应该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重大事项必须做不可行研究。凡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凡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凡同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诸如民房拆迁、农民土地征用等，都应做不可行研究。
要扩大不可行研究的社会参与度。不但要邀请赞同者，更要邀请怀疑者和反对者，要扩大社会各界的参与度，集思广益。实行不可行研究还应该有配套的制度和机制，要建立不可行研究的监督机制、公示制度、听证制度、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
重大事项决策前应该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可行方案，一个是不可行方案，经过充分论证，最后再决策。可以发布政务网，民众实名跟帖，参政议政。
体制要不得，看起来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纪委互相牵制、互为补益，实际上屁也不顶，党权独揽，其他死缓，都是通奸吃干饭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和红楼梦和尚门子当年的概括有本质差别了吗？中国民谚：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为什么山峡工程从孙中山闹起，吼了近百年，在高峡出平湖以前，剐人皮事件再也没有了，国共统治下的拉皇壮士，怎么变成了蜡黄病蚓，躲在草窠里递交意见书？在共国政体下，事关国计民生的大政方针，可行不可行，尤其不可行论证谁点穴？
二〇〇五年七月十五日成都高新区志办两卡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