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二十来年里，我们的用工和用人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核心似乎是打破“铁饭碗”，是一种历史的断裂，是对传统的一种改变。其主观意图是让用人单位和雇佣者有更多的自由聘用和解雇员工。这样的改革路径满足了市场经济的需求，具有特定的合理性，不过也有片面和不稳妥的一面。这种人事改革所存在的风险一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需要我们在推进改革的同时对之展开深入的调查研究。
在社会上有一种被广泛宣传的观念，即牢固的就业安全会“养懒人”，会降低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活力。这一简陋和粗鄙的思维背后并没有清楚的逻辑。按照常识，一个没有稳定就业保障的临时务工人员才没有敬业精神和忠诚感，才会削弱企业的竞争力，才会损害其所在单位的服务质量。所以才会有关于“临时工”的一连串调侃和笑话。
譬如最近几十年来，很少有人把保安看作是一个稳定的职业。我们很难在机关企业看到一位保安的面孔随着岁月的推移而成熟衰老，由青年到中年，再到年老退休。今天还在和小郭聊天，过几天他就辞职回家或者改换职业和单位了；今天还在和小高谈他的学习兴趣，明天就听说他返乡结婚，不再回来上班了。在高校，有些保安找机会读书听课，借助考研获得深造的机会。不过由用人制度的角度，值得探讨的是，将保安、保洁以及其他各种员工固化为临时工或者实际上聘期有限的合同工，对服务质量和社会发展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多年来，人事改革总是强调去编制化，希望以临时工、合同工的用人方式取代事业单位传统上的终身雇佣制。对“临时工”这个字眼，大家有心照不宣的共识。而“合同工”这个表述的内涵究竟包括什么？制定人事政策的部门总是说，大量编制外人员的待遇不如编制内人员，为了公平，为了取消这两类人员之间的待遇差别，所以需要废除事业单位的编制，让大家都变成合同工。那么合乎逻辑的疑问就是，为什么不可以把编制外人员的待遇提高到编制内人员的水平？
很多需要高度敬业精神和稳定就业安全才能做好的行业，譬如出版和新闻机构，譬如文艺表演团体，比较早就“企业化”了。由经济效益的角度，这种改制的结果可能是可以接受的。那么从社会效益的角度来看又如何呢？一位采访新闻的记者如果脑子里想的是效益和个人的经济利益得失，他如何能够有勇气时时发出良知的声音，如何能够为国家的利益时时传播正能量？是不是几个或大或小的红包就可以塞住他的嘴，让他把观察的目光偏离真相一点点？事业编制的职业安全和福利待遇难道不是新闻从业人员为捍卫国家利益进行客观报道的有力保障？把文艺、体育和出版事业都直接与物质利益挂钩，国家也许可以减少投入的负担，但是社会如何来保证从业人员在物质欲望与这些高雅高尚事业之间维持住一段健康距离？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医疗和教育单位。在目前关于人事改革去编制化问题的讨论中，缺少谈论临时工与合同工制度弊端的声音。对传统的、强调就业安全的用人办法批评很多。它们究竟有何优点、有哪些应该保留和传承的方面，却没有系统的研究和实事求是的肯定。对人事改革的不同看法之间应该有足够透彻的对话，以便在实施这种对社会结构做出重大修改的政策之前有稳妥的、充分考虑到历史沿革和中国社会特点的论证。时至今日，就业安全最有保障的公务员工作仍然受到众多人的青睐。这难道不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吗？以人事制度改革来削弱人们的就业安全，这样的大方向是否需要反思和辩论？
其实过去即便是在企业单位，工人的职业也是终身制的。不仅如此，国有企业员工对自己的单位有高度的认同和忠诚感。有些单位的福利是如此温馨，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我的一位朋友七十年代在西北某国营煤矿当掘进工，每次由漆黑的井下出来，不仅可以洗热水澡，在食堂改善伙食，还有二两白干解乏。我的另一位朋友当时在建筑公司做电焊工，因为工作中要接触有害物质，每月有半斤食用油、两斤猪肉和5块钱的营养补贴。这些传统为什么一定要丢掉？捡回来不是很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