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视觉中国 资料图
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走过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0年代，那时候我们作为学生，既学西方经济学，也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西方经济学只学了点皮毛。到我们的研究生阶段还达不到中级宏观水平，更别说应用。
但那个时候以发展所、体改所、北大、人大的一些年轻的学者为代表，他们的的确确在研究中国，他们做的研究非常接地气，从现实中发现理论，也能和当时的改革紧密相连，总结出来成为政策。
1990年代之后变化非常大，很多人下海了，发展所和体改所萎缩了，学校里很多人也走了。1994年CCER（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开始引进现代经济学的教学体系。在1990年代，我们引进了研究生阶段的完整教学体系，中国的现代经济学处于引进阶段。
2004年之后中国经济学的面貌变化非常大，很多人从海外回来，国内那些在1990年代受过训练的人也能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中国问题。这一阶段我们在方法上还是在模仿国外，议题更不用说，基本上是国外给我们定议题。像刚才说的那样，尽是高铁跟这、跟那关系的研究，我做《经济学季刊》主编十几年，很多这样的文章，拿到就想吐，难道不能找点新的问题吗？不能因为国外有人发表了，我们就用中文的数据再跑一遍，这是浪费时间。
新时代给我们提出新问题，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如果我们不能对当下中国，对中国过去70年，甚至从1840年以来的历史，或者更长的历史，做出一个解释的话，我们真的是在浪费生命。
在新阶段，我们应该好好思考中国经济学应该往哪里走。在中国的人文、社会学科里，经济学和国际接轨最为深入。正因为接轨最深入，我们的研究往往被英美的学术导向所引导，用“绑架”这个词不太合适，但是我们的研究方向肯定受到了引导。
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当我们说主流经济学，都是在说美国的经济学。但是美国有多少经济学家真正在关注现实世界？我回到威斯康星大学去访问，听哥伦比亚大学搞国际贸易的一个学者讲一个理论模型，但那个模型的预测跟现实完全相反。出来之后另外一个老师说，他应该付我们钱，听他讲完全浪费生命。
我的感受是，在美国只有少数顶尖的经济学家在关注现实世界，其他绝大多数人纯粹把经济学研究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
因为中国有伟大的抱负，在中国做学术，如何把经济学研究与中国的现实以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结合起来，需要我们好好思考。这做起来非常难，因为很多学者是看着指标做研究，指标怎么定，就朝哪个方向走。所以说一千道一万，最后还是要回归到标准，升迁的标准、奖励的标准，这个问题不解决说什么都没有用。
但是不好意思，我们的标准也是同样的导向，文章发表在世界前五的期刊给12分，发表在中国最好的杂志给4分，二者相差3倍，大家都会算账，该怎么做很清楚。其实也不一定要把国内发表和国外的发表严格区分开来，好的研究应该既在国内发表，也在国外发表，我绝大多数的研究在国外发。
但是，有很多研究虽然发到了很好的杂志，但没多大意义。在亚太地区，香港科大的经济学排名最高。但是香港科大有哪位学者有影响力？好像没有，他们在中国没有影响力，在西方也没有影响力。香港科大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个别学者做得很好，就离开了。如果我们照着这条路走下去，文章发得非常好，但跟中国脱节，跟现实脱节，在国际学术界没任何影响，这有什么意义？
所以经济学研究重要的不是在哪儿发表，而是建立找到研究议题的能力，这才是最关键的。中国有很多好问题，大家如何去抓住这些问题，深挖下去，只要文章写出来了，无论在国内发表还是国外发表都没有问题。
我们应该跟1980年代的经济学研究对接起来，1980年代做的主要是经验研究，那是非常务实的研究，当然他们那时候的理论功底还不够。现在大家的理论功底都上去了，这时候我们能不能有螺旋式的上升，就看能不能以1980年代解决现实问题的研究导向，用严谨的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是当下我们该做的事。
这当然很难，如何做我也不知道，但我们要尽量去做。《经济学季刊》从2001年创办至今18年了，我们想做一个尝试，中文版和英文版同时出，这样既在国内有影响，在国际上也可以把我们的研究推广出去。
[作者姚洋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以上内容选自作者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新）成立大会暨中国经济学70年演进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经作者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