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久者飞必高，开先者谢独早。”这句话出自《菜根谭》，意思是伏藏甚久的事物，一旦显露出来，必定飞黄腾达；太早开发的事物，往往也会很快地结束。 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作为“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早年历经坎坷，屡考不中，一直隐居家中读书，四十岁才出山，以幕僚身份参与军务，多次打败太平军，而其一生功业的大部分是在六十岁后完成的，收复新疆时年近七十，真算得上是“伏久者飞必高”。左宗棠出生于一个家境贫寒的书香门第，二十岁时纳资为监生，获得了科举考试的资格，参加湖南乡试。
遗卷中举
1832年八月，乡试完毕。湖南籍御史贺熙龄负责批阅左宗棠的试卷，他在试卷上这样写道：“文章虽好，只可惜于规定的格式不相符合，阅卷的人不能看出这里面的功夫啊！”阅卷人写出这样的批语，左宗棠的试卷自然被打入遗卷之列。所幸这一科是为道光皇帝50寿诞开的“万寿恩科”，有诏书命考官对遗卷进行复查，以防埋没了成绩优异者，以示恩宠。
这时，湖南负责试卷复查工作的副考官突然在考试院死去，便由主考官徐法绩负责复查这5000多份遗卷。徐法绩经过认真的阅读和反复比较，从中复取了6名。左宗棠名列搜遗之首，被录取为湖南第十八名举人。所以左宗棠在湖南乡试中并不顺利，尽管如此，总算跌跌撞撞地获得更高级别考试的通行证。
经过一番周折，毕竟摘取了湖南举人的桂冠，左宗棠心里自然增添了几分喜悦。回到家中，便兴冲冲地为自己张罗着迎娶新娘。可是转身一看自己眼下的情景，又感觉到了世态炎凉的不易。
在早些时候，他与湘潭县的一位周姓的姑娘订下了婚事，可是目前穷到这步田地，根本无力迎娶姑娘到左家。再观这时的风俗，别人到了这个年龄，多早已谈婚论嫁了，万般无奈之下，他决定结婚。由于无钱举办婚事，婚后也不具备独立维持生活的基本条件，左宗棠只得入赘周家，成了一个“倒插门”女婿。在那个时代，做上门女婿是被社会看不起的，不过左宗棠的岳父对他还是挺照顾的，从来没有抱怨过他的无能。
再次赶考
1832年的冬天，左宗棠得到亲戚的资助才得以北上，准备参加来年春天的会试。第二年（1833年）正月，到了北京。考完等待发榜之时，实在闲得无聊，他便写了一组诗：《燕台杂感》，关注新疆的局势。待会试发榜，落第南归。这对于一个渴望通过科举制度摆脱生活上的窘境、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人来说，打击是不言而喻的。
回到湖南后，他写信给徐法绩，表示考试要讲究经世之务，就是说考试的内容要有用。不难想象，字里行间渗透着他对科举取士的愤愤不平之意。
南归后，左宗棠继续住在湘潭岳父家里，仍然想参加全国的会考，可是家境又是这样的糟糕。他听说有个“湘水校经堂”，这个学堂是由湖南巡抚吴荣光和湖南知识界名流贺熙龄倡导开办的。
学堂规定，在这里学习的书生一个季度读完一经，考试及格，一个月可得到白银8两的生活补助费，这在当地所有的学堂中是最高的。为了自己的前程，也为了家庭的生计，左宗棠选择了湘水校经堂作为苦读的场所。他在这里省吃俭用，将节省下来的钱送给家里，这样两头都能够勉强维持生活。
左宗棠生活上虽然非常艰苦，但是读书却是这里的书生中最刻苦的，加之其天资聪慧，所以在这里的考试当中，他有7次列第一名，多次受到校方的表扬。
转眼间，到了道光十五年（1835年），左宗棠23岁，再次赴北京应试，他的卷子为考官温葆深所推荐，总裁也非常欣赏，评语为：“立言有体，不蔓不支”，“第二场尤为出色”。
这应该说是很高的评价，本已取中第十五名，但到了发榜的时候，不料又发生了变故：按规定湖南籍的考生应取十四名，左宗棠名列第十五名，自然就不在录取之列，左的卷子被撤出，改录湖北的一名考生（因湖北少取了一名），左宗棠被定为“誊录”。
清朝科举全国会试“誊录”的定义是：下科仍有参加会试的资格，可以在朝中等待机会谋个缮写文书的职位，也可经他人保举做县令。左宗棠不屑于忍气吞声地干那些斯文的差事，也不屑于低三下四地去求他人谋个小小的县令，就又闷闷不乐地回湖南了。
第二次落第以后，左宗棠又回到了他在湘潭的岳父家。第二年（道光十六年，1836年），他在家中写下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用来激励自己。
道光十七年（1837年），左宗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把妻儿留在湘潭的岳父家，他自己孤身一人到醴陵渌江书院去当了一位教书的先生。1838年，左宗棠26岁，第3次去北京参加全国会试，又不幸落第了。第三次会试失败，对左宗棠又是个不小的打击。
40岁出山
中国有句古语：事不过三，更何况左宗棠是个饱读经书之人，他更信天命，便下决心不再参加会试，打算在家种地打发余生。左宗棠认为，科场一再受挫，自己已不再有可能沿着正途向上走，可他还发誓要在种田之余钻研经世之学。直到1852年，左宗棠已经四十岁了，第一次出山，当了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幕僚，指挥对太平军的战斗，对于防守湖南大大有功。
后来张亮基调离去山东任巡抚，左宗棠回老家隐居。此时太平军连克数地，由湖北侵入湖南，面对此形势，忧于国事的左宗棠第二次出山入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府。
左宗棠在第二次出山后，差一点因“樊燮事件”丢了脑袋。樊燮是湖南永州镇的总兵，樊被指控私自提用军费且为数不少。咸丰九年（1859年）四月，樊燮被革职，但他不服，竟向上级衙门控告、攻击左宗棠。
后经左宗棠好友胡林翼在北京斡旋，郭嵩焘托肃顺说情，湖南巡抚骆秉章在上奏中为左宗棠辩驳，咸丰皇帝才改变了主意，左宗棠逃过了一劫。
太平军覆灭后，左宗棠又参与洋务运动，后任陕甘总督，1874年开始，镇压陕甘回变，并收复新疆，成为功勋卓著的民族英雄。
左宗棠科举考试一直不顺利，转而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四十岁出山，而终能在六十多岁时建有奇功，可以说是大器晚成。有些人因为太早开发，不到中年便都成了平庸的人，最后不得不伤仲永。那些年轻时默默无闻的人，在岁月中不断储备实力，而终成了晚成的大器。生命之经验和宝藏的开发也是如此，就像一罐酒一样，愈陈愈香，要让它在岁月中酝酿、成熟，才会是一罐好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