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他参与了中国航天史上诸多“首次”。如何在逆境中挺过来？他说，“就是要做下去。许多事没有理由，比如说报国。”今夜的故事，关于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梁思礼，关于“爱国”。
1949年9月的一天，“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一如往常，驶出旧金山港，船上的梁思礼，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最小的儿子，刚从辛辛那提大学获得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归心似箭。
天津的码头上，阔别八年、白发苍苍、眼角噙泪的老母亲伸出双手来迎接梁思礼，正如饱受苦难的祖国张开双臂，等待海外游子的归来。
“我回来了，我母亲说‘你回来了’，祖国也说‘你回来了’，我回来了（哽咽不已）……”
△梁思礼〔1924年8月24日-2016年4月14日〕
回国后，从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梁思礼与第一代航天战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使中国居世界航天强国之列。
梁启超的遗传，一个留在了他的脸上，一个种在了他的心里。
有人曾问梁思礼，你从你父亲那里继承下来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爱国。”回忆中，梁思礼眯起了眼睛：“‘爱国’这一课，我不曾落下半节。”
《梁思礼：爱国》
他，梁启超的“老白鼻”。
1924年8月24日，51岁的梁启超老来添子——他的第九个孩子梁思礼诞生了。一双大眼，鹅銮式的宽阔前额，一张典型的“梁家嘴”，举手投足间处处是父亲梁启超的影子。“像，太像了”，曾经在南开中学听过梁启超演讲的周恩来总理第一次见到梁思礼时，竟有种恍若隔世之感。
也许是年龄最小，梁启超格外疼爱他，给他取了昵称“老白鼻”（“白鼻”即英语“Baby”的谐音）。在写给海外孩子的信中，梁启超说：“每天老白鼻总来搅局几次，是我最好的休息。”
平时，梁启超为了安静地写作，除了夫人和秘书以外，很少允许孩子们到书斋“饮冰室”去玩儿，但梁思礼却是例外。两岁的他每次看见父亲要抽烟，立刻主动把烟，连同烟嘴、火柴和烟灰缸一同送到父亲跟前，惹得梁启超非常高兴，以至于有两三天见不到“老白鼻”，心里就想得慌。
梁启超曾对“老白鼻”说，自己准备60岁时推掉一切社会活动，集中精力亲自教授梁思礼和其哥哥、姐姐。然而，父亲“食言”了——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离世，那一年，“老白鼻”不满5岁。
因“中国老受人欺负”，选择“工业救国”之路。
梁启超一生没什么积蓄，1941年梁思礼登船赴美留学，母亲变卖家中值钱物件，把买完船票余下的100多美元揣进梁思礼的口袋，临行前她告诉儿子：“我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今后一切要靠你自己了。”梁思礼去美国仅半个月，“珍珠港”事件爆发，美日宣战，从此中美之间的通道被全部切断，他和家人也彻底失联。为了省钱，他曾裹着大衣在零下40度的储物室挨了一夜，险些冻死，也曾在罐头厂靠着冷冻豌豆过了一个暑假，在餐厅端盘子，在游泳馆当救生员……留学8年，梁思礼从未得到过家人接济。
△图/视觉中国
“那时我一直想走‘工业救国’之路，觉得中国老受人欺负，将来学一门工业技术，学成回国后为中国的建设出力就好了。”于是，他放弃了嘉尔顿的奖学金，改领每月微薄的盟国津贴，转入以“工程师的摇篮”著称的普渡大学改学电机工程。
1945年，梁思礼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当时有名的无线电公司RCA向他伸出橄榄枝，“要到美国公司工作的话，随时可能被抽调去当兵，可我就是不愿给美国当兵，所以还是决定继续上学。”就这样，梁思礼在辛辛那提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他干的导弹是瞄准中国的，我干的导弹是保卫祖国的。”
1949年，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的消息，“千金裘、五花马”无法稀释梁思礼的赤子热血，他选择了回国。在乘船归国途中，听到收音机里播音员介绍五星红旗。当时他和同船的归国人士想象不出是怎样的“五星”，就找出一块红布来，把大五角星贴在红布的中央，四个小星贴在四角，在这样一面想象中的“五星红旗”下庆祝。
△1949年9月23日，梁思礼在旧金山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准备回国。
“我们这些热爱祖国的归国留学生心中暗暗发誓：要把一生奉献给祖国，为改变她贫穷落后的面貌，为她的独立、强盛、繁荣而奋斗。”在自述文集中，梁思礼如是描述自己的感受。
此时，他的同窗兼好友林桦，与他分道扬镳，留在美国。几十年后，林桦成了波音宇航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梁思礼成了航天部的总工程师。林桦住在西雅图一个小岛上的高级别墅，梁思礼住在普通的单元房里，工资只有他的百分之一。
△图/视觉中国
有人问他对此有什么想法，梁思礼回答：“我那位同学研究出来的导弹，当时也许就瞄准中国；可我研究出的导弹，却是保卫祖国。我为此非常自豪！”
“我以自己是第一代航天人自豪，从来不后悔！”
1956年10月，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梁思礼被任命为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是钱学森院长手下的十个室主任之一。自此，他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发展我国导弹与火箭的事业之中。梁思礼回忆：“当时既无资料，也无仪器和导弹实物，除了钱学森外，谁都没有见过导弹和火箭，简直是两手空空，一张白纸。但这是一颗生机勃勃的种子。”
正当梁思礼埋头实验时，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母亲卖掉家中老宅攒下的积蓄，成了梁思礼被揭发有经济问题的“证据”。“破四旧”运动波及到梁家。在特殊年代，“梁启超之子”带给梁思礼的不是荣耀和尊重，而是数不清的磨难……
△1956年11月与夫人麦秀琼结婚合影。
有人为他的遭遇鸣不平：“如果你不是1949年回国，而是1979年回国，或许就能躲过这些灾难和痛苦。”
“我当初就是要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回家，建设百废待兴的祖国！我以自己是第一代航天人自豪，从来不后悔！对于如今还在海外留学的人，我想说：‘是好样的，就要学成回国。’”
“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
在梁思礼的回忆中，我国制造的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的成功被简单带过，“东风二号”的失败却历历在目。1962年3月21日这天风特别大，9时5分，“东风二号”点火发射，起飞几秒钟后，“导弹像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头部还冒白烟，最后落在了发射阵地前300米的地方。因为里面的推进剂装得满满的，导弹落地后炸起了一个蘑菇云，地面砸出了一个直径20多米的大坑。”望着深深的大坑，梁思礼心痛万分，几天吃不下饭。这一场景在他的演讲、报告中被重复了上百次，失败的记忆永远要比成功来得痛切。
盼望着这次试验能够凯旋，他曾与快分娩的妻子麦秀琼立下约定：“若生男取名‘梁凯’，若生女取名‘梁旋’。”试验虽然失败了，但他仍给女儿起名“梁旋”，且重新踏上研发征程。两年时间，设计了很多方案，做了无数试验。修改设计后的导弹“东风二号”，在1964年6月29日终于发射成功。
接下来，1967年，首批“东风二号”战斗弹抽检三发考核飞行试验，其中两发发射后连翻几个跟头落地；1974年，长征二号发射返回式卫星失败，原因是稳定系统的速率陀螺的输出电缆中断了一根导线……也正是这部“失败者之书”，成就了之后的长征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一次又一次成功，更成就了梁思礼开创的“航天可靠性工程学”的问世。
在解决航天的可靠性问题上，梁思礼提出“十倍理论”，意思是在概念设计阶段，花一块钱能解决的问题；拖到方案设计阶段，就要花10元钱才能解决；到了出样阶段，要花100元钱……
△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后，梁思礼与航天员合影。
1983年，梁思礼进军计算机辅助设计领域。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可靠性的工作由硬件拓展到软件。事实证明，梁思礼倡导的软件工程化，对载人航天起到很大作用。神舟五号一直到神舟十号的可靠性、安全性达到了近60年来研制的所有型号从未达到的高度。
一生践一诺。
1999年10月1日，建国50周年庆典阅兵式在北京举行，这一年也正好是梁思礼返回祖国50周年。站在观礼台上，看着威风八面的导弹武器从眼前经过，回顾起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史，梁思礼感慨万千。使受尽屈辱的祖国繁荣昌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他不懈的追求，他用一生的实践在航天事业中兑现着自己的诺言。退居二线后，梁思礼也未远离“战场”，而是重新站上讲台，将航天的火种传给下一代。
普渡大学模拟电网实验室里做实验的梁思礼，五院里夜夜鏖战的梁思礼，酒泉发射基地里做着发射前最后检查的梁思礼，躺在病床上跟着圆舞曲打拍子的梁思礼……在每一个节点，梁思礼眸子里不变的热情抵御着时间的轮番攻击。
2016年4月14日，时间带走了“老白鼻”，却始终未撼动他的初心——在对中国航天不倦的追索中，爱国。
“人生并不是短短的一支蜡烛，而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一支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烧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把它交给后一代人们。”——梁思礼最喜欢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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